丁基实(1903—1988)原名丁履俱，参加革命后改名丁君羊、丁群，日照县(现东港区)人。1924年经恽代英、邓中夏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底，任国民党济南市党部秘书。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学生部部长，候补委员，委员、宣传部部长；1927年10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1928年4月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6月，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1929年春，调任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1930年4月被捕入狱。九一八事变后，交保获释，后赴德国留学，从此脱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88年在上海病逝。

1928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接到党中央通知，要山东省委选派代表三人于4月底到上海与中央接头，准备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因当时反共力量异常嚣张，密探、特务、叛徒到处横行，山东环境也十分险恶。经过党团联席会议推选丁君羊（即丁基实）为代表团团长，团员两人，一位是淄博矿区井上作业的工人，一位是青年农民，分别代表山东工人、农民和青年，出席六大。

三人于1928年5月初出发。两名团员装做叔侄，和丁基实装成不相识，有人问起，就说是因山东闹灾，生活困难，去东北找那个青年农民的“下关东”的父亲的。到上海后，与中央负责联络的周恩来同志直接接头，周恩来向他们交代了途中应注意的事项和到达哈尔滨以后的接头地址，并发给了旅费。然后，从上海搭乘日轮去大连。

到大连下船以后，因人地生疏，丁基实曾去看望在青岛读小学时的老师李仲刚先生。当时他在大连日本人政府里当翻译。他知道丁基实是共产党员，一见面，就露出十分惊慌的神色说，本来应该请学生吃一顿饭，但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说最近将有大批共产党员经过大连，车站、港口检查很严。

丁基实一行得知这一情况后，没敢在大连耽搁，就由李先生伴送到车站买了票，三人上火车走了。在上海临行时，中央没有交代路上发生情况与中央联系的办法，又急于脱离险境，所以，没能把日本人发现共产党员在大连过境的情报通知任何人。在列车上，他们发现宪警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像猎狗一样搜查旅客的行李包裹，认为有什么地方可疑，就要打开检查，想从中捞点什么，以便抓人。因为他们的行李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能引起他们怀疑的，就安全地过去了。到长春以后，换乘火车到达哈尔滨。

在哈尔滨，丁基实三人按规定地点去接头，领到了三张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同时，接头人还向他们交代了到满洲里下车后雇车和出国境的暗号。在满洲里下车后，走出站外，有几辆苏联人赶的马车在兜揽生意。其中一辆马车上插着两只长长的鸡毛掸子，这就是规定的暗号。他们假装上去讲价钱，立即乘上了这辆马车。赶车的苏联人赶着马车向西北方向行驶了二三十分钟，到了靠近中苏边界的一座小石桥。桥边上有哨兵，问他们往哪里去，回答说，到“广新公司”。广新公司是个煤矿，到该公司要经过此桥，这是哈尔滨接头时交代这样说的。马车过桥后，向前走了100多米，向右一拐，过了一条无水的小浅沟，就越出了国境线。赶车人加鞭打马，向北狂奔40多米，对面走来一位苏联红军边防士兵，把他们带到一个哨所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岗亭，在这里休息了个把钟头，并吃了一点红军士兵准备的食物。随后，红军哨兵带他们向东北方向前进，走了五六里路，到了一个小火车站，换乘去莫斯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

当时苏联处在经济恢复时期，生活很艰苦。车上每人有一个铺位睡觉，但供应的饭食只是高粱、玉米掺在一起做的干饭。过了赤塔以后，火车沿着贝加尔湖东、南、西三边走了约一天时间。由于当时苏联工业刚刚恢复，严重缺煤，火车头的锅炉烧的是木柴，行驶缓慢，每小时不过走30公里左右。从满洲里到莫斯科，单乘火车就用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到达莫斯科已是6月份。

共产国际六大闭幕以后，山东代表团决定回国。回国的路线与去时不同，走的是东线，从莫斯科到海参崴，然后转向西南到绥芬河偷越国境，乘火车到哈尔滨。

丁基实一行到了海参崴后，住在满是树林的一座旧别墅里，等了两三个星期，不准随意外出，但在这里有中国饭菜吃。出发时间确定以后，先乘火车到绥芬河。在边境处，先是在一间小房里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有一位苏联向导领着他们爬山越岭，穿过莽草丛生的山林，天快亮时才越过了边界。

当时绥芬河火车站站台前面，为铺铁轨，筑起约二三米高的路基，他们当时就躲在路基下边，由苏联向导到车站买了车票，分给大家。等火车开行前两三分钟，他们奔出来爬上火车。由于穿着不中不西的各式服装，路警一时搞不清是哪里来的旅客，火车就要开动，只好让他们上去，无法检查留难。丁基实等三名山东代表团成员，从绥芬河入境，经哈尔滨到大连，再由大连乘轮船到青岛。到青岛已是10月末。